鲍君甫

鲍君甫,原名杨登瀛,广东人,中学时代曾留学日本,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。1919年鲍君甫回国后,就在上海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,参加了“五四运动”,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。因其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,相识了在书店供职的杨剑虹,杨与鲍同乡,既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,又是陈果夫、陈立夫的亲信,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。后来杨剑虹将鲍君甫介绍给陈立夫、张道藩。“五卅”运动时鲍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,杨剑虹到广州投靠国民党右派,成了陈立夫的亲信。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党、政、军的大权以后,就着手建立特务机构,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,由蒋介石的机要科长陈立夫负责,进行特务活动。同年初又由陈立夫、张道藩、杨剑虹等人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,当时已任党务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选鲍君甫来筹建。一次鲍到杨剑虹家洽谈清共计划,在回去时的四川北路横滨桥碰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陈养山,鲍当时住在四川北路,陈养山有时就住鲍君甫家,并跟鲍学习日语。陈养山时常将《中国青年》、《向导杂志》给鲍看,使鲍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,政治上要求进步,以后又相识了共产党人李季、沈雁冰、赵子昂、陈望道。陈养山经过长期观察、培养,将其介绍给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,敖做了长时间考察,并访问了鲍的家庭,鲍也参加了几次党的会议。鲍将国民党派其往上海做侦探的重要情况告诉了陈养山,表示愿意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陈养山。陈养山感到鲍的工作性质很重要,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,就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,提议与鲍建立工作关系。此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,周恩来随即派中央特科陈赓与鲍在黄浦江正式见面,算是正式确定鲍作为双重间谍的身份。从此鲍成为我党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第一个反间谍关系。1929年10月中共中央特科替他在四川北路大德里对面的楼上设立一个办事处,由中共中央特科田汉之妻安娥任秘书。鲍君甫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,由安娥选择后送陈赓。1929年底,由于陈立夫的信任,任命徐恩曾为党务调查科主任,徐恩曾把陈立夫交来的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,全部直接交鲍君甫办理,徐恩曾并派调查科高中夏协助鲍工作,于是上海的敌特机关进一步置于中共中央特科的控制之下。

        1929年底,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租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计划、命令,陈赓都是通过鲍君甫及其在敌人内部的各种关系及时得到情报,使我党诸多干部大都化险为夷。

        193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英租界被捕,陈赓通知鲍,鲍当即赶到巡捕房,对政治部主任劳伯森讲任是他手下的人物,劳挥了挥手当即将人放掉。 1930年上半年陈赓通知鲍,我党有两个地下机关被暴露,巡捕房及华界当局准备去抄查,如果特务机关一动手,我党将会遭受重大损失。鲍接受任务后,立即将东西转移,当巡捕房搜查时扑了空。在上海北火车站华界曾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屋,是我党的宣传机关,被叛徒出卖,陈赓事先将宣传品、旗帜和一些衣物用具全部拿走,然后由鲍向敌方打电话,假装立功。结果公安局、巡捕房在鲍的带领下进行搜查,结果是搜到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带到上海市公安局,局长袁良非常高兴,当场嘉奖鲍君甫,鲍进一步取得了袁良的信任。

       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告密,鲍君甫、陈赓先后被逮捕,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。鲍在狱中什么也未说,并通过关系,在狱中对陈赓予以照顾,陈很感动,对鲍说:“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,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。”鲍对陈说:“哪怕明天就叫我上油锅下火海,决不会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。”鲍于1937年获释后与党失去联系,被张道藩安排在“反省”院任院长。


        鲍君甫被判管制后,住在南京玄武区大树根,后搬至随园,无生活来源。1952年11月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闻讯后,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3位局长,多次强调“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,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……”。信中说,“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,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。”1956年3月,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,鲍在北京受到陈赓、李克农、陈养山等人的会见。陈赓详细询问了鲍的生活情况,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其生活,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,制作了呢料制服、皮鞋等物,然后鲍君甫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个星期。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鲍君甫家看望,对其生活给予关心。1969年,鲍君甫在南京病故,时年68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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